世界银行副行长为什么是林毅夫？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提要：

　　世行通过对林毅夫的任命，传达了一个姿态，不但可平息批评声浪，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提语：

　　让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当此职，政治的目的要高于学术

　　为什么是林毅夫？

　　文/霍火 本刊记者 张晓蕾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称，1月20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决定任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主任林毅夫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世行高级副行长。



这项任命还须世界银行理事会认可。如果任命获得通过，林毅夫将是第一位非美国或是欧洲，同时也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出任此两职。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世行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也将更进一步转变世行与中国的关系。

　　欲令对方负起更大的责任，也意味着授予相应更大的信任与权利。此时，为世行高层团队引入一个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当是应时的最佳选择

　　林毅夫是发展中国家首位出任此职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世行的高级副行长，相当于第二把手。

　　此前，同样来自中国的张月姣出任世贸组织大法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世行首席经济学学家――这个职位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文为Senior Vice-Presid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and Chief Economist。

　　这是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之一，职责主要是领导世行的整体发展策略和经济研究，内容涵盖全球、区域和单一国家层次。

　　身为管理阶层，首席经济学家可在经济相关事务上，向世行总裁和理事会提供建议。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多由全球知名学者担任。近年曾任这个职务的专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安妮•克鲁格、以色列中央银行现任总裁费雪、前美国财政部长桑莫斯等人。世行上一任首席经济学家是法国的布吉尼翁。

　　布吉尼翁2003年10月6日就任，2007年10月22日离职，因此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已空缺数月。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行捐助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今中国的外汇存底高达1兆5000亿美元，已不太需求世行的捐助；不过，世行在中国还是有一些提供贷款的环保计划。去年中国还首度认捐，提供援助贫穷国家的基金。

　　作为二战后世界最大的扶贫机构，世行曾大力提倡贫穷国家藉由解除贸易限制和开放本国市场来实现经济自由化。然而，世行一直受到贫富成员国间意见分歧的困扰，不只是受援助的国家对于资源的分配有意见，提供捐助的主要国家之间也各有立场。外界批评，世行管理阶层中来自开发中国家的人士较少，也未妥善因应新兴市场的发展态势。

　　去年7月接任总裁的佐立克一直希望能透过沟通，让各方达成共识，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实现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无疑，让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一条路径。

　　世行通过对林毅夫的任命，传达了一个姿态，不但可平息批评声浪，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实力崛起。

　　两年前，尚未执掌世行的佐立克就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很清楚，欲令对方负起更大的责任，也意味着授予相应更大的信任与权利。此时，为世行高层团队引入一个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当是应时的最佳选择。

　　很重要的一点是，林毅夫在大陆没有任何官职，作为一个兼顾东西的学者，比较容易为西方接受

　　当年，林毅夫创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赞助者就是世界银行和美国福特基金会。

　　林毅夫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具有西方学术界的人脉渊源，活动力强，同时对争取国际“金援”和提供学术资源，有一定优势。他曾任世行首席顾问组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名人顾问会成员，显见他成为世行首脑之一，也是水到渠成。

　　林毅夫在大陆是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学者，他也以学者身份连续三届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与林毅夫十分熟悉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世行选择林毅夫，很可能是因为他台湾、大陆的双重背景。此外，他曾在美国留学，其西方学术界的人脉资源亦不可忽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林毅夫在大陆没有任何官职，作为一个兼顾东西的学者，比较容易为西方接受。

　　林毅夫获世行提名，不仅彰显出他在经济学研究的卓越成就，更体现中国整个社科研究的进步。这象征着当代中国社科知识分子无论在学识、能力还是信誉方面，都逐渐获得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赏识――长期以来，能够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荣誉和赞赏的中国学者，多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

　　而中国对世行态度的改变，与现任行长佐利克密切相关。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任内，就提出中美是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去年底上任世界银行行长后，旋即赴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强调世界银行将加强与中国协作，不仅推动中国发展进程，也将把中国的发展经验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成功将中国拉进国际援助体系。

　　二战之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向来由欧美国家担任主要“股东”，援助资源的分配经常引起争议。去年接替因为丑闻下台的沃尔弗维茨担任世行行长的佐立克，决定提名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师意味着欧美主导世行的传统将被打破。

　　因此，也可以说，让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当此职，政治的目的要高于学术。

　　这也反映出中国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态度的变化：既致力于变革旧秩序，又积极谋求发言权甚至领导权

　　世行提名林毅夫出任要职，也显示出对中国实力的尊重，而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行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高度增长，两者之间的合作不再是施与受的关系。

　　更象征着中国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态度的变化：既致力于变革旧秩序，又积极谋求发言权甚至领导权。

　　当然，这一任命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在努力提升吸纳力、包容力和适应性，以因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而保育钧认为，林毅夫就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作用是，可以让世行更多考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世行更了解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对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建设可能会有一定推动。

　　但是，“他个人不可能起更大的作用。就像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官员不可能为中国服务”， 保育钧说，世行的贷款原则是很严格的，要通过集体讨论，不允许任何舞弊，更不是哪一个行长能定的了的事情。

　　有些人士分析说，世行内部的保守人士不见得愿意见到世行为欧美所主导的传统被打破。虽然有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中国，但是出于对国家本身利益着眼，是否会真心支持林毅夫则不无疑问。

　　也有分析人士担心，林毅夫未来可能会受到排挤。他们认为世行到底是个国际性的官僚机构，出自学界的林毅夫可能难以应付。不过也有人认为，林毅夫有中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纵使如果有世行内部人士不满，也不能低估林毅夫在中国政府、产业以及学界的影响力。

　　背景：林毅夫

　　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林毅夫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机制和农业科研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

　　他还担任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被评为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提要：

　　林毅夫为何放弃在台湾的“大好前途”冒险来到大陆？为何不愿留在美国与妻儿过舒适的生活？又为何要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背后，又有怎样的人生选择？

　　提语：

　　董文俊发现，林毅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台湾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小舞台，大陆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林毅夫：传奇的背后

　　文/本刊记者 康棵

　　林毅夫，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这些传奇，大部分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由于惯有的低调，林毅夫本人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自己的经历，以至于很难找到这些传奇的详细缘由，对于外界来说，仍有不少的“费解之处”。

　　不过，在北京大学原经济学院副院长董文俊教授的家中，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终于了解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林毅夫，他的传奇经历从何而起，也有了比较明晰的答案。

　　“经济系又没什么情报” 北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林毅夫

　　1979年，林毅夫回大陆的那一年，董文俊正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有一天，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找到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想到北大读经济，现在人已经到北京了，在招待所里住着等消息。这个学生，就是林毅夫，那时的名字，还是林正义。

　　对于是否收下这个“来历不明”的学生，陈教授也觉得需要谨慎起见，便把董文俊请到家中商量，而商量的结果，则是由董文俊出面，先去和林毅夫谈一谈。

　　谈话的地点是位于西直门的一家招待所。初次接触，董文俊对这个二十六七岁年轻人颇有好感，两人长谈了一下午。

　　“通过谈话，可以发现，他是个有理想、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而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目的。”董文俊回忆说。所以，虽然对林毅林的身世已经有所了解，回来开会向校领导汇报时，他还是提出可以收下这个学生。

　　随后，北大的校领导和经济系又商议了几次，虽然思维方式不乏那个时代的特色，却体现了北大“兼容并蓄”的传统。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董文俊说。他当时表态，即使他有别的目的，相信我们也可以改变他。况且，在接触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这方面的可能性。

　　就这样，到1980年，林正义进入了北大经济系。为了安全起见，他改名为林毅夫，对外宣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当时，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来历的只有几个人而已。

　　将近30年后，董文俊回想起这件往事时说，“林毅夫很幸运，能够找到北大。正是北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林毅夫。他当时没有考试，就被录取了。”

　　不过，林毅夫到北大后，还是受到一些特殊照顾――在教职工宿舍，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

　　偶遇舒尔茨 “想不到北京大学有林毅夫这样优秀的学生”

　　林毅夫当时主攻政治经济学，导师是张友仁教授。他的学习很用功，业余时间就是读英语、看书。董文俊是他不多的几人熟人之一，所以，周末的时间，也多是到董家做客吃饭渡过。

　　1981年秋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来北京大学讲课，这次活动，意外地成为林毅夫人生的一个关键点，他受到舒尔茨的青睐，得以赴芝加哥大学学习，为他后来在国际经济界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

　　谈起这段往事，董文俊也兴趣盎然，讲述了此过程中的不少细节。

　　舒尔茨到北大，学校让董文俊负责接待安排工作，而首要大事，则是找一个合适的翻译。

　　他回忆说，当时，先找的是一位从北外毕业的研究生，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原因是这位研究生并不懂经济，专业词汇翻译不出来。“我就想到了林毅夫，因为他英文好，也学过西方经济学，所以我就想到让他试一试。”

　　舒尔茨的讲课最初安排在当时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可容纳一百多人左右，但是，闻讯而来的人不但拥满了整个教室，连楼道里都满是人。一看这种情形，董文俊赶紧找到学校后勤的人，将场地搬到办公礼堂。

　　“当时，几百个人都急急忙忙地从一教往办公礼堂赶，真称得上是北大一景。”

　　讲课开始时，可容纳800多人的办公礼堂也坐满了，舞台上也坐着人。讲课的效果非常之好，舒尔茨也兴奋不已，其中，林毅夫的翻译功力起了重要作用。

　　舒尔茨回国后，给北京大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想不到北京大学有林毅夫这样优秀的学生，英文与西方经济学都这么好，他愿意录取林毅夫来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不用考试，而且还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而且，希望北大能尽早让他过来。

　　对于当时国内的学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也让经济系着实犯了难。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林毅夫的身份特殊，另一方面他还没有从北大毕业，放他去留学是否合适呢？

　　这一次，又是北大给了他机会。

　　经济系与学校的领导商量之后，觉得这个机会对于林毅夫而言非常难得，不能因为一些顾虑而耽误了一个人才的成长。当学校把这个消息通知林毅夫的时候，他深感意外，也很高兴。

　　大舞台 “两岸统一之后，需要既懂台湾经济，也懂大陆经济的人”

　　1982年，林毅夫去了芝加哥大学，师承舒尔茨。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耶鲁大学读了博士后。

　　林毅夫是一个做起学问来就全身心投入的人，很少讲究生活品质。1985年，董文俊的太太出差到美国，好久不见，发现林毅夫比在国内时瘦了不少。好在，当时林毅夫的太太和一双儿女也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而林毅夫决定暂时留在美国读博士后时，也曾有人担心，他是否还愿意回来？但董文俊从来没怀疑过：如果他的目的是在美国生活，就不会冒险来大陆了。

　　董文俊与林毅夫可谓亦师亦友，多年的接触，令他们私人关系也非常密切，可以说是无所不谈。对于林毅夫近30年前泅水到大陆的原因，其实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谈过。

　　当时，林毅夫说，两岸统一之后，需要既懂台湾经济，也懂大陆经济的人，而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

　　在董文俊看来，这并不是在说大话。在台湾，林毅夫的所学专业也是经济方面，又当选过“台湾十大青年”，是青年人中的皎皎者，可谓前途广大；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则是刚刚成立不久，连教材都很缺乏，所谓经济学，也大多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但林毅夫却学得津津有味。

　　通过在北大的学习，林毅夫对国内经济也有了一定了解，产生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想法。董文俊认为，这才是他很高兴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原因，而并非向往美国的生活。“要去美国，他在台湾更方便。”

　　在接触中，董文俊发现，林毅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到他的一位历史老师的影响，而研究经济，就要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台湾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小舞台，大陆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在1988年林毅夫预定回国的前两个月，却与国内断了联系，这令董文俊也紧张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收到林毅夫告知已经登机的电报，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后来才知道，林毅夫回国，也有一段风波。由于自己身份特殊，加之1984年作家江南被暗杀案件的影响，在美国期间，林毅夫一直有意保持低调。但在其准备回国前，还是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不得不谨慎小心，停止了与国内的联系，以免暴露身份，暗中准备回国的事情。直到在机场拿到了登机牌，才给董文俊发了封电报。

　　不舍北大 林毅夫个子高，一下窜上墙头，张望了一番后说，这地方好，够大

　　回国后，林毅夫还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别的条件，只希望给他提供一套住房。

　　但在80年代，房子可是大学机构中最稀缺的资源。为了林毅夫回北大的事情，董文俊四下奔波，还专门跑到校党委书记那里要房。书记两手一摊：实在没房。

　　此时，恰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盛情邀请，以研究农业经济见长的林毅夫便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的学者之路。

　　在当时的国内经济学界，林毅夫虽然只是一个新人，但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在他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曾几次回国进行调研，深入到许多地方的基层农村。他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宣读完后即引得评委们起立鼓掌，表示祝贺。回国之后，还不时有国外的大学邀请他去讲课。

　　虽然暂别燕园，林毅夫却对有一天能再回北大念念不忘。其实，在他回国后不久，就曾有过一次机会。

　　同在1988年，在别人的提议下，董文俊产生了在经济系下办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这样，一些留居海外的经济学者，就可以更方便地回国讲学。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很赞成这个想法，董文俊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林毅夫，“他在国外的学术圈有影响力，还能弄来资金。”

　　就在研究中心筹办时，“八九风波”爆发，计划不得不搁浅，而且一搁就是几年，直到1992年两个人的一次偶遇。

　　那年初夏，董文俊受邀去美国考察，在机场，发现林毅夫也要乘坐同一班飞机，去洛杉矶讲课。两人把座位调到一起，一路上又提起了经济研究中心这个话题。

　　当时，南巡讲话已经发表，国内的学术风气有所改观，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已经没有多少障碍。在10几个小时的行程中，两人越说就越兴奋，颇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认为这个中心应该成为国内学术水平的最高机构，甚至有一日能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经过这次“飞行谈话”，加上后来又得到了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方案算是再一次启动。当时商定，要招集一批有志于回国效力的青年经济学者作为骨干。

　　回来之后，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还成立了个五人筹备小组，包括林毅夫、董文俊、易纲、张维迎，和当时的一位副校长梁祝。

　　找房子又成了个大事，董文俊对学校比较熟悉，通过学校的基建部门找了几处地方，最后相中了一座废弃的三进老式宅院。这里以前是一座格格府，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两人去看的时候，林毅夫个子高，一下窜上墙头，张望了一番后说，这地方好，够大。

　　1994年的时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赞助都是林毅夫找来的――翻修房子的钱来自台湾，其他最初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正式成立时的第一批骨干，又加入了周其仁等人，一共有七八个。

　　当时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远不如今天风光。董文俊管了一年多账，“每笔钱都得精打细算”，林毅夫还不时拿自己的钱补贴中心的运营。

　　而在“格格府”还未重新翻修好之前，一年多的时间，林毅夫他们先是挤在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后来地方稍大些，也不过两间。

　　但后来，北大又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由厉以宁主持，让董文俊过去当副主任，“厉老师是我的老师，不得不去”，董文俊便逐渐脱离了经济研究中心的事务。

　　此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声名渐响，而林毅夫也走上了中国经济界的核心位置。

　　“作为老师，也是朋友，我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由衷高兴。” 谈起和林毅夫的交往，董文俊说，“他的成功不仅来自学识，也来自他宽厚人人品。中心之所以团结起这么多的学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

　　提要：

　　林正义当年是台湾的“十大青年”，好像在台湾前途光明

　　台湾人眼中的林毅夫

　　文/田静 台湾广播电台主持人

　　据说离开台湾20多年，口音仍然清晰地保留宜兰腔调的林毅夫，要当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银行家了。这是世行的重要决策角色，首次由非欧美人士出任。

　　这条新闻本是华人世界中的重大新闻，台湾各大媒体都按照新闻准则，作了转载，面无表情。

　　台湾人听了说，“嗯，我知道了”。无惊也无喜，波澜不惊。台湾媒体例如《联合报》有零星评论，不积极不主动。林毅夫，二十多年前抱着两个篮球游海对岸的那个“叛逃”军官，似乎仅仅是那么一抹还没完全遗忘的历史而已。

　　台湾人知道一个叫做林正义的，驻防金门的“国军”陆军284师851旅步五营第二连连长。1952年10月15日，林正义生于台湾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

　　1971年初，19岁的林正义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成功岭寒训期间，因受蒋经国感召，他决定投笔从戎，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此举得到全台各报大幅报道，林毅夫随即成为“国军”的明星。林正义当年是台湾的“十大青年”。好像在台湾前途光明，他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当时权倾一时的王昇。

　　媒体的渗透能力极为强大，很容易深入内心。林正义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如果林正义没在金门戍边，听不到对岸广播，会不会以为富强在对岸呢。

　　林正义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正义‘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正义。”

　　不论“演习令”的事实如何，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林正义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沉浮之间，他的脚触到了大陆的土地。

　　林正义到达厦门，三个月后辗转来到北京读书――他选择不在军中发展，而走上学术之路。他至今还对北京大学能够接收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学生心存感激。因为他首先准备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就以“此人来历不明”为由把他拒之门外。

　　台湾方面曾拼命寻找这名26岁模范军官的去向，但没有成功。由于大陆方面没有对外宣布林正义的“登陆”，台湾方面也没有抓到他“叛逃大陆”的证据。一年后，台湾军方宣布林正义失踪后“死亡”，并向其家人发放了近50万元的抚恤金。

　　时间一过二十多年。几年前，林毅夫表示了他希望回乡的愿望。他父亲林火树在2002年去世，他希望回去参加葬礼。林毅夫出生地在台湾北部的宜兰，也是民进党的据点。民进党同意了林毅夫的回乡请求。

　　但是障碍来自军方，军方的理由是林毅夫的“不义”罪名并没有消除。台湾前“国防部长”汤曜明说：表示林只要回来，就会被逮捕接受调查。台湾“国防部”还正式对外公布了“林正义事件”始末。报告说，当年林正义失踪后，经清查马山连物品，除短少连旗外，还少救生衣1件、帆布腰带1 条、水壶1个、指南针1个、急救包1个和军人补给证1枚等等，军方对此感到痛心，对于已发放的抚恤金，要连本带利追回，并将向所有官兵宣传这起“叛逃案”。2002年11月18日，台湾“国防部”高级军事法庭检察署发布新闻说，经军事检察官调查完毕，已依“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敌”罪，发布“通缉令”。

　　但对台湾人来说，林毅夫以军人身份到大陆，当时以为不足取，然而已是事过境迁，而且台湾是一个讲究情义传统伦理的社会，成全孝道，或者基于人道，可以放在第一位。毕竟时代不同了。台湾讲厚道――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民进党之所以惨败，也是输在对他对“两蒋”形同鞭尸的做法，令普通人反感。

　　对于林的回乡请求，台湾居民的意见，持赞同意见的占大多数。他们说，“对于台湾出生的人回乡的请求，不应该横竖挑毛病。”“参加父亲的葬礼是理所应当的。”

　　林毅夫对台湾“中央社”就“通缉令”回应说，因法律追溯期未完成而被通缉，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他无法评论。他认为“应请法律专家研究，台湾是个法治社会，不应一切泛政治化。”

　　林毅夫如今很少谈台湾往事。他认为自己在登陆之后，又重新长起了精神上的血脉和乡土。

　　资讯：林毅夫在台湾的人脉

　　林毅夫拥有丰沛的人脉，也与台湾各政党学界交好，这些都成为他从美国学成后返回大陆发展的最大资本。林毅夫在台湾的人脉极广，包括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萧万长、前财政部长许嘉栋、中研院院士于宗先、立委李纪珠等，都是通过学术交流，与林毅夫交成好友。

　　此外，林毅夫近年更挖角政大教授霍德明、台大教授巫和懋等商学院教授，前往北京大学任教。

　　资料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提要：

　　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理性假设，即有选择的时候，选他认为最好的。也就是说，分析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谁在做决策，面对的现实条件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林毅夫

　　提语：

　　听他课的人，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著名学者

　　听林毅夫讲课

　　文/刘正山《国土资源内参》主编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说这话的是教授林毅夫。

　　在中国经济学界，林毅夫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很多荣誉，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说。我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去听林毅夫老师讲课。

　　2005年，我尚在东北财经大学读博士。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到被江湖人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少林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去见识一下。当时，我已修完本校的主要课程，于是试着给林毅夫发了一封邮件，不想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说所有老师的课程都可随便听，并安排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北大听课的操作程序。

　　2005年3月5日晚，林毅夫讲授本学期《高级发展经济学》第一课。我们听课的大约有十几个人。林老师迟到约三十分钟，据说是因为参加“两会”。

　　晚上大约7点多种，林毅夫走进教室，开宗明义说：“我的后面任何一堂课你们可以不听，但我的第一堂课你们必须记住，这是我讲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

　　他说，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理性假设，即有选择的时候，选他认为最好的。也就是说，分析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谁在做决策，面对的现实条件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懂得坚持什么和不坚持什么。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可能是错误的，你所能坚持的只有“理性”，这一假设即为经济学的“体”，而各种不同的理论是“用”，“用”可以不坚持。

　　接着，他大段引用老子、孔子等的思想，来阐释他的经济学方法论。譬如，“道可道，非常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他把这段话解读为：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陷入认识的愚笨。

　　他接着引用：“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也就是说，要固守“体”（理性假设），不应该固守“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这才是“常无”的心态，只有抱着“常无”的心态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建立理论体系的，就是大师。

　　我很吃惊：这还是我所知道的林毅夫么？这还是经济学课堂么？脑中一点恍惚。

　　这堂课，一直上到晚上将近12点。林老师一直在引述老子、孟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思想，黑板上全是这些思想巨人的原话，很难见到经济学的表述。如果一个没有听课的人看到此黑板，绝对不会将此课堂与经济学联系起来。

　　这时候我才知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什么是“少林寺”。原来方丈林老师是一个经济学“高僧”。

　　我已经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震撼。原来，不同的学科是可以打通的。原来，经济学是如此的简单，只需要明白“理性”就可以了；而它又是如此的复杂，分析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形形色色的约束条件。

　　借用老子、孔子等的思想来说明现代的经济学方法论，林毅夫恐怕是第一人。令人惊叹的是，这种“通证”，在逻辑上浑然一体。我也明白了，学习经济学理论，是为了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齐白石早已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好像临摹大师的画，不是为了模仿大师，而是为了学大师作画的方法，对构图、色彩等的处理。

　　也正是因为从这节课上学到的方法论，我重新思考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从而我坚守经济学的“体”，构建了经济学的“用”。

　　此前，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写文章说，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近乎销声匿迹，大部分著作都是“垃圾”。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欧、拉美一些国家遵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惨败经验，也加深了对发展经济学乃至应用经济学的担心。所以，我听林毅夫的这门课程时，心存警戒。

　　第一堂课，林毅夫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可是他的理论应用起来是否是银样蜡枪头？我心存悬念。听课后，我发现，他经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我认为，那些应用经济学理论而失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源于运用者没有严格考虑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我想这也正是林老师在第一堂课中所强调的重点。要知道，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分析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实现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主要原因在于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的战略，想一步到位的建立发达国家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好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水平。

　　他还以中国的实际经验来说明。劳动力多、素质高、价格便宜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是这样。但是在1978年以前，由于国家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得不到任何资本投入，没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力多的优势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发展战略，投入到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或是产业区段的资金增加，劳动力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从1979年开始，是同期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绩效强烈对比，背后的道理就在于此。

　　我听过太多的名家讲课，故而有些“挑剔”。有的老师讲课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也有的老师口齿不清，表达不明，甚至将授课时间用来推导经济学模型，林毅夫属于前者，他讲课中气十足，这种自信很容易感染学生。

　　听他课的人，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台湾的霍德明教授，他几乎每节课都跟我们坐在一起。林老师讲课，倒也不是碧玉无瑕，他有浓重的台湾口音，有些词语，难以听懂。例如他喜欢说“常无”，却是“常悟”的发音。后来，还是通过对照其他听课者的笔记，才知道此“常悟”乃彼“常无”。

　　但我时常感觉，林毅夫传授给学生的，与交代给媒体的，有所不同。讲堂之上，他非常严谨，思维体系无懈可击；然而媒体面前，他的一些言论似乎经不起推敲。比如，林老师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听课的日子，令人怀念，林老师的理论，值得回味。生活中，他曾断言中国人2010年以前就会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直指此言属于“胡说”。梁小民理智，我倒是愿意在工作之余，手捧热茶，根据林毅夫说的在明媚的太阳光下遐想一番。

　　提要：

　　林毅夫不仅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也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因此对他的任命，体现了佐利克尝试推进世行改良，摆脱当前困境的意图

　　提语：

　　目前世行的主要贷款国集中为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一些贷款项目的金额巨大，但总体贷款市场已经大大缩水

　　世界银行面临改革

　　文/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又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国际上主要的政府间金融机构之一。

　　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成立，其中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成为其两大制度支柱，而IMF和世行则成为两大机构支柱。

　　根据世行宗旨，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以及对成员国政府或经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资助他们兴建某些建设周期长、利润率偏低，但又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建设项目。

　　然而，进入20世纪后期，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效率也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短期资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日益明显，原有金融秩序逐渐被颠覆。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IMF和世行并没有起到及时挽救相关国家的职能，由于它们的反应机制的落后与应对政策的失措，遭受了各界广泛的批评。

　　首先，以IMF和世行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之所以受到众多诟病，根本原因在于决策机制的偏颇。

　　基金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IMF与世行决策的基础，而作为其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份额的依据是成员国在世界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分量，由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规模、进出口等变量及其一定的权重组成。

　　据此计算出份额，使发达国家获得了主要的投票权，而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则未能获得与其经济增长相应的决策权力。目前，虽然2006年IMF已经增加了中国等四国的投票权，但世行的改革一直没有进展，这已落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其次，世行由美国主导的格局，严重制约了世行的国际公信力。世行现有184个成员国，其中 G7国家占有的投票权高达40％，仅美国一家就有16.38％。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因此，世行行长的人选由美国人提名，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作为利益平衡，IMF的总裁职务则由欧洲人来提名。由于各成员各国权力地位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实质上缺乏发言权和领导权，因此只能处于被动地位，而世行在施行援助政策同时，也往往会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意志在受援国身上，从而使其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当然，世行的低效率已为人所熟悉，这也会影响美国的国际金融主导权，因此美国也会推进世行的适度改革，但诸如数千万美元的账面漏洞、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都困扰着世行的改革。

　　还有，自成立以来，世行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反贫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其提出的苛刻条件也对受援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世行对非洲高负债国家减免债务、提供援助提出了众多附加条件，并且为了执行“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迫使受援国脱离国情进行开放和自由化改革，这也使得世行蒙上了西方功利主义的色彩。

　　另外，世行的市场存在基础逐渐萎缩，战略发展方向亟待改革。世界银行发放的贷款金额在近年来逐年下降，目前世行的主要贷款国集中为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一些贷款项目的金额巨大，但总体贷款市场已经大大缩水。

　　现在，一方面为了弥补IMF和世行的缺陷，许多国家展开了区域性金融合作，如亚洲地区在“清迈框架”下可以进行多边货币互换来满足流动性需要。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而私人资本也在国际金融合作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些现象，都使得世行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存在的基础也受到动摇。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世行的运作机制和政策都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在不影响美国的主导利益前提下，可以预见世行未来的改革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二是改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模式；三是利用世行的研究能力和其他资源，寻求除借贷业务之外新的存在价值，如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

　　据此，可以看到，林毅夫如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事实上符合了这些意图。

　　应该说，从世行行长的变化中，也能看到相应的迹象。2005年，从国防部退下来的沃尔福威茨入主以扶贫开发为主要任务的世行，进行“外行管理内行”的职业生涯，但最终在一系列丑闻中被迫辞职。

　　罗伯特•佐利克在任行长后，多次指出要加强世行与中国的合作，以及试图改良支援发展中国家的途径。林毅夫是国际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不仅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也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因此对他的任命，体现了佐利克尝试推进世行改良，摆脱当前困境的意图。

　　历史证明，首席经济学家对世行的发展策略会有重大影响，虽然任命亚洲人担任该职位，只是美国进行的妥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弊端，但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有利于世行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且有利于增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